潘忠贵，男，1930年10月出生。1949年8月参军，1952年7月入党，北京工商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哲学教学工作。曾担任过北京商学院马列部主任、北京哲学学会理事、全国商业高校马列教研会会长，先后发表了37篇学术论文以及两本哲学专著。退休后从事文学创作工作，先后出版了《从流浪儿到大学教授》、《人间真情》、《爱情的故事》、《60年革命人生》等作品。
改教哲学 重新自学受好评
我是1959年初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调到学校从事哲学教学工作的，到今年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当时学校叫中央商业干部学校，主要任务是培训全国县商业局长以上干部。每期招收七、八百人，学习半年左右。学习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商业政策。教学方法主要是上大课，分组讨论和分班答疑。由于我在人民大学学的是贸易经济系专业，来这里教哲学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为此我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认真听老教师讲大课，积极参加分组讨论，收集问题，然后回教研室看书，查资料，做好准备后就到我分工负责的那个班去答疑。一学期下来学员感到颇有收获，认为我的小班辅导是大课的重要补充。1960年元旦，这个班的支部书记和学习委员到我家拜年，说了许多感激的话，使我很受感动。二是到人民大学和中央党校去听课，风雨无阻。1961年1月的一天清晨，我校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位老师，给教研室主任老袁打来电话，告知当天上午八点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党校校长、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在党校大礼堂，做学习马列哲学原著的辅导报告，问学校有没有老师去听。当时外面正在下着鹅毛大雪，老袁同我们三位青年教师商量着是否前去，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去”。我们冒着风雪、紧赶慢赶，终于在报告开始前赶到了党校，听上了报告。三是自学马列哲学原著，以便为以后的教学打下坚实基础。从1959年到1961年，我几乎每晚都自学到半夜十二点。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加上这三年国民经济陷入困难时期，食不果腹，我经常感到头昏眼花，有一次差一点晕倒在讲台上。
经过听课、自学和小班辅导的锤炼，教研室领导正式安排我给本科学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当时由于年轻脑子好使，对每次讲授内容都能熟记在心，娓娓道出，加上恰当的联系实际，因而讲授受到学生的欢迎。这一炮打响后。更增强了我教好哲学的决心和信心。
为辅导班讲课 写信给毛主席受到接见
从1962年在院内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两年下来，受到学生和领导的一致好评。1964年，毛泽东号召“工业学大庆”，而大庆的基本经验就是“两论”（指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起家。于是，商业部机关党委决定在部机关干部中开展学习“两论”的活动。应他们的邀请，我接受了这次学习的辅导任务。
由于部机关领导干部多，知识分子多，学过哲学的人多，所以我必须非常认真对待。经过对“两论”的反复研读，同时比较仔细地考虑了如何联系商业工作实际的问题，我登上了商业部大礼堂的讲台，我拿出了最佳精神状态，沉着冷静而又比较熟练的作了四次辅导，受到一千多听众的热烈欢迎。
1965年夏天，为了贯彻毛泽东“全国学解放军”的指示，学校举办了一期思想政治工作培训班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参加这期培训的有400多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县商局领导干部。开学后他们纷纷找到校领导，希望在京学习期间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据此，校领导安排我给中央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如实反映了学员的心愿。1965年10月9日，校领导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定于10月10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接见你校全体学员。”听了这个消息，大家的情绪非常激动，每个人都为参加接见做好仪表仪容的准备工作。
10月10日下午2时，我们已在指定的地点整队完毕。伴随着洪亮钟声，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踏着红色地毯，谈笑风生地走进接见大厅。他们从队伍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面带微笑，不断向大家挥手致意，人群中欢呼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当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落座后，转动相机把这难忘的时刻定格为永久的记忆。这张照片学校档案馆已经收藏。
在哲学教学中是怎样对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
经过文革十年动乱，学校于1978年恢复招生，进入八十年代后，我从对课堂问卷调查的分析中，发现大学生在思想上存在一些弱点，主要是，观察问题比较片面，看消极面比较多，没有新旧社会对比的感性认识，社会主义信念不够坚定，考虑个人利益较多，为国分忧思想不足。
针对上述情况，我决定在教学中抓住三个重点，一是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二是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制度必胜信念；三是帮助学生学会做人的道理。这第三点尤其重要。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加上我们一度放松了思想教育工作，使得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许多人，包括一部分大学生中滋长起来了。他们只注重实际利益，只重视眼前的利益，不考虑将来的发展。为此我加强了对学生人生观的教育，向他们说明，金钱是重要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精神生活丰富都离不开金钱，但是，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金钱和人的幸福不能划等号。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生，最重要的是理想、信仰、情操。我们最敬佩的“两弹一星”之父钱老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最激动地时刻并不是在国家授予我‘最杰出科学家’称号时，而是在中央把史来贺、王进喜、雷锋、钱学森并列为中共优秀党员代表时”。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1982年3月12日，我出席了由中宣部和教育部在中南海联合召开的“北京地区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经验交流会”，是大会的五位发言者之一，我的发言题目是《我在哲学教学中是怎样对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的》，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
为改进商业高校马列课情况向江泽民总书记写信提建议
在我的教师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经历是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并收到答复信件一事。事情的经过是：1993年5月上旬，商业高校马列主义教学研究会在成都召开了一次理事会，集中研究商业高校马列课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意见。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我作了总结发言。这个总结发言，得到与会理事的一致赞同，并在同年8月召开的“全国高校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研讨会”上被推荐为大会发言，受到许多与会代表的称赞。在这种情况下，我才鼓足勇气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商业高校马列课情况，一是讲存在问题，马列课和马列课教师的地位逐步下降，不少院校马列课教师严重流失，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死板；二是分析产生原因，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少院校领导对马列课重视不够，马列课教师的素质跟不上形势发展要求；三是提出解决意见，建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国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马列课教育的决定》，建议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力量编写马列各门课的新教材和教学大纲，大力加强马列课师资队伍建设。
我这封信是9月中旬寄出的，很快就收到有关部门的回收，全文如下：
潘忠贵同志：
你写给江泽民同志的信收悉。信中关于商业高校马列课的意见和建议，已摘报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参阅。
此复
中办国办信访局
1993.10.27
收到这封简单回信，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我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已送到最高领导层那里。
1994年12月28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视察了北京商学院，在他号召的教师座谈会上，我汇报了自己在哲学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做法和效果，得到了他的首肯。会后合影时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潘教授，你讲的好啊！”使我受到鼓舞。
发挥余热 关心下一代给学生上党课
数十年来，我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注意总结经验。1994年在教育部政教司主办的刊物《理论参考》第九期上，发表了《我是怎样使学生喜欢马列课的》文章，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的教学经验。在1995年年底召开的全国商业高校教育学会年会上，被评为“高等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由于我在教学和科研上作出的贡献，所以在学校三级职称（讲师、副教授、教授）评定中，我都首批通过。与此同时，我还受到不少学生的尊敬和爱戴。1978年以后，我收到学生来信300多封，他们在信中对我的教学和人品作出了较高评价，其中有些信曾把我感动得老泪纵横。作为一名老教师，还有什么比这更令我欣慰的呢？
1996年离休后，我发挥余热，继续做好关心下一代的工作，积极完成给学生上党课的任务，收到良好效果。同时陆续出版《从流浪儿到大学教授》、《人间真情》、《爱情故事》、《六十年革命人生》四本文学作品，受到多方好评，还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回顾半个世纪所走过的道路，我对人生的感悟颇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人应当怎么活着。首先，人为什么活着，为祖国、为人民、为父母、为妻子、为孩子，在行动上表现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父母、爱妻子、爱孩子。一句话“为爱而活”。其次人应当怎么活着，要有志向，要诚实，要勤奋，要有分寸，一句话“要活着高尚而充实”。
我为自己一辈子都从事教师工作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